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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琛与职业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借他的《魔山》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作是时代的绝对意志，换句话说，只有功成才能名就。在文学史上，唐诗、宋词、元曲分别代表的是中国唐、宋、元三个朝代的文学高峰，常被合称为“一代文学之胜”。我们从流传下来的唐诗、宋词、元曲中读到了什么？读懂了什么？尽管李白的诗歌飘逸奔放（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杜甫的诗歌沉郁顿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尽管晏殊、李清照的词婉约而有美感（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浣溪沙》；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尽管苏轼、辛弃疾的词豪放而有意境（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尽管马致远的散曲直白率真（酒杯深，故人心，相逢切莫推辞饮），关汉卿的散曲自然活泼（鸟啼花影里，人立粉墙头），然而无论是唐诗的飘逸奔放、沉郁顿挫，还是宋词的婉约有美感、豪放有意境，亦或者元曲的直白率真、自然活泼，我们从中只读懂了两层含义：
一、 得意的政客；
二、失意的文人。
功成没有名就的时候，表达的是“失意的文人”的怀才不遇，那种能溢出书本的失落的心境，铺天盖地地流转在字里行间；功成名就以后，表达的是“得意的政客”的踌躇满志，那种扑面而来的昂扬的情志，像盛夏的一股风，吹得凉爽宜人；像寒冬的一团火，烧得温暖如春。这两种意义体现得正是托马斯·曼强调的那种时代的绝对意志。
以前，张之琛之所以要工作，尤其是要竭尽所能地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的这种主要的心理动因就是服从于这种时代的绝对意志。为了什么？为了功成名就。张之琛很辛苦，无论是他的身体，还是他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辛苦已经等同于痛苦了。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一旦主体感受是一种强烈的精神的痛苦的时候，这种目的本身就与主体形成了对抗关系，为什么哈佛大学新闻办公室的主任说“哈佛大学学生的自杀率在全美国高校当中的平均线以上”就是这个原因。强烈的目的性动机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而挫败感会击溃生命本身的存在价值。为什么我们一再反对一个人把自身价值放在外界的评价体系中，就是因为外界的评价体系会扼杀和误导生命本身的存在价值。生命本身就是可贵的，活着就是生命的价值。
“劳动使人忘忧。”——这是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名言；“存在即合理。”——这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这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名言。不必去探究深邃的哲学道理，我们只要明白浅层的意思就行。我，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就是我，我体现的是高级的生命形态。所以我会思考，我有主观能动性。会思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痛苦与烦忧。这是生命的高级形态不可避免的特征，你不能去抗拒，你要坦然地接受，并且合理地调整。所以，人不可以什么都不做，人要参与劳动，要工作，不是为了服从时代的绝对意志，而是为了顺应生命本身的形态。我们要思考，因为我们高级；我们要劳动，因为我们要忘却因为思考而产生的忧愁与痛苦。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顺应生命本身的形态，而不是为了功成名就。
现在，张之琛与职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一种农夫与土地的关系。春播秋收，一年四季，循环往复。张之琛把自己生命的意义扎根在土地上，他一面辛勤劳动换来土地的回馈，即丰硕的收成，来满足他的基本生活所需，一面浸润在自然里，感受春天万物复苏的蓬勃、夏天凉风习习的暖意、秋天风吹麦浪的美感、冬天白雪皑皑的壮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生活或者说这种工作状态绝对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苦煎熬，而是鱼与水的关系，鱼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漫游，不用感谢水为它提供了漫游的环境，水也不会指责鱼搅动了它的一池春水，双方都不必给彼此压力，人与职业的关系不必建立在一种苦大仇深的基础之上，人与生活的关系也不必建立在一种水深火热的感受之上，只有在此种意义上，人、职业、生活才能水乳交融、浑然天成。
正是这样的一种职业理念的重塑，让张之琛在履行工作职责的过程中，既实现了个人的价值，也成全了职业的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