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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年轻的时候，更热衷于在外部的喧嚣世界中获得赞赏与认可。就好像只有得到别人的肯定，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可是，价值的评定尺度又是什么呢？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呢？庄子在他的《逍遥游》中有这样的言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然而，在俗世凡尘，大部分人都是凡夫俗子，达不到这样的三重境界。那么，作为一个真真实实、普普通通、渴望过一种简单、踏实、幸福生活的凡人，也许人们口口声声所说的那种所谓的价值，亨利·戴维·梭罗在他的《瓦尔登湖》这篇散文集中的一句话给出了最质朴、最恳切、也是最深邃的答案。这句话也被王微安誊抄在她的读书笔记中，这句话也被第一次去王微安陋室的张之琛看到了。这句话就是：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这是决定了，或者换句话说，指明了他的命运。
梭罗的这句话和庄子的那句话比起来显得不那么高明，很朴素。但即便是这么一句简简单单、入情入理的话，一般人终其一生也很难做到。因为人习惯于更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而不在乎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不可能脱离开社会而独立生存，每个人一落地，事实上就已经融入社会了。在此基础上，当婴儿开始通过吮吸母亲的乳汁茁壮成长的时候，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属性就像母亲的乳汁无声地滋养着这个婴儿一样也无声地贯穿了这个孩子的一生。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句话——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本质意义。社会属性既是政治的产物，也是政治的标志。
《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流传下来的全部诗歌，反映了那一时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风貌。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春秋》是中国春秋时期的编年体史书，记录了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鲁国的重要史实。
在春秋战国时期，诞生了《论语》，在西汉时期，诞生了《史记》，在北宋时期，诞生了《资治通鉴》。
在古希腊时代，诞生了荷马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在中世纪的意大利，诞生了但丁的《神曲》。在十九世纪的战争年代，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在法国诞生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在俄国诞生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德国作家歌德在他的《浮士德》中说了这样一句话：你所说的时代精神，其实是著者们自己的精神，时代在其中得到反应。也就是说，置身在什么样的时代，就会有什么样的时代精神。荷马写不出《神曲》这样的作品，同样的道理，托尔斯泰也写不出《伊利亚特》这样的诗史。我们与我们置身的时代同存同荣辱。
所以，人能脱离开政治吗？人能摆脱社会属性吗？永远不能。既然不能，就又回到了梭罗的那句话，一个人是怎么看待他自己的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也就是说，当你更在乎自己生命的质量，而不是生命的流程呈现在别人眼中的形式的时候，你也许会把射在外部世界的目光收回来，认真地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问问自己：我的价值是什么？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究竟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能为这个社会奉献什么？我能为身边的人付出什么？这样的一种质询，一种回归，一种内视，也许会让每个人的后半生活得更坦然与豁达。
就像杨柳，当她过了中年、已至暮年，她才开始由外部的喧嚣转向内部的沉静，由政治性更浓烈的一个社会性的人转换成一个更看重内心世界的灵魂性的人，她不再在乎别人的评价，而更看重至亲的人对自己的认可以及自己对自己的一种由衷的满意与肯定。站到人生的终点，回顾漫长的一生，对谁都无愧于心，这也许是一个人对自己最满意的盖棺定论了。墓碑上刻着什么重要吗？不，重要的是当你的躯体离去时，你那不死的精神给别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当别人想起你对他的影响时，能心怀由衷的感激之情，庆幸这一生有你这样一个灵魂伟大的人能与他相伴一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