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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提到了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提一提萨特的戏剧《密室》里的一句被广泛流传的台词，即他人，就是地狱。这句台词初读震撼人心，再读极具讽刺，继续慢慢品味则充满了苦涩的味道。当然，作为艺术创作，这句台词的生成是有上下语境的，切不可断章取义。但是抛开戏剧本身的寓意不说，单就仅仅是这句台词被广为熟知而言，已充分说明在现实社会中，个体对错综复杂、迷津暗道的人际关系有多么深恶痛绝。
在中国社会，孟姜女哭长城是艺术创作，并不是真人真事，却被口口相传了两千多年，妇孺皆知，表达的是什么？是民怨。是人民以自己的形式在反对暴政。当然，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结束以后，那种所谓的暴政早已不复存在了。红色政权取代了专制主义，法治社会正在步履维艰地向礼治社会、德治社会、甚至是道治社会一步一步地跃进。老子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代正是我们努力迈出的第一步。
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仁爱与忠恕。在《论语·颜渊》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爱人，一定是爱他人，爱别人，而不是爱自己。所以仁爱思想的实践必须立足在人际关系中，这与萨特的这句台词——他人，就是地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对比效果。
在《易经·系辞》里，有这样的言论：‘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指对同一个问题，个人观察的角度不同，见解也不相同。这就是我们现代人常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尼采也曾说过：世界没有真相，只有视角。所以，我们对儒家的仁爱思想与萨特的“他人，就是地狱。”不做任何评价。我们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看一看仁爱思想与“他人，就是地狱。”这两种人生态度会导向什么样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
在之前的章节里，我们一再地提到法国作家雨果和他的鸿篇巨制《悲惨世界》。现在我们依然以《悲惨世界》里的虚构人物为例。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艺术创作是来自于作者的主观意志的，有一定的理想色彩，但也避不开文化背景与时代性，还有就是作者的创作意图。作者是出于何种目的要书写这部书？莎士比亚借他的伟大的悲剧《哈姆雷特》给出了答案：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人生，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
他人，就是地狱，可以成立。例如多罗米埃之于芳汀，德纳第夫妇之于珂赛特，沙威之于马德兰。芳汀遇到多罗米埃，从一位洁身自好、沉静爱笑、端庄内敛、年轻貌美的女子堕落成一个不知羞耻、低三下四，靠出卖肉体求生、毫无尊严的妓女；珂赛特遇到德纳第夫妇，从一个有艳丽服饰、如小仙女般在母亲怀里享受幸福的孩子成为一个打扫房间、院子、街道、洗盘洗碗、搬重东西的苦力；马德兰遇到沙威，从一位勤俭廉洁、乐善好施、造福一方百姓的市长成为一个隐姓埋名、不停逃亡的流浪汉。这不是他人就是地狱，又是什么呢？于芳汀、珂赛特、马德兰而言，这地狱般的处境是实实在在的，是他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用邪恶的手段一手促成的。
仁爱与忠恕，亦可以成立。例如卞福汝主教之于冉阿让，马德兰先生之于芳汀，冉阿让之于珂赛特。冉阿让遇到卞福汝主教，从一个无家可归、一有机可乘就忍不住要偷盗的、刚刚刑满释放的囚徒成为一个严于律己、品行端正、舍己为人、行为高洁的市长；芳汀遇到马德兰，从一个对社会、对他人充满谴责与抱怨、内心伤痕累累、灵魂流离失所的怨妇变成一个感恩戴德的慈母；珂赛特遇到冉阿让，从一个无依无靠、受尽欺凌与折磨、衣服褴褛、奇丑无比的弃儿变成一个娴静端庄、知书达理、雍容华贵的美丽女子。这样看来，仁爱与忠恕不仅能拯救别人的处境，改变别人的容貌，还能唤醒别人的良知。
没有人喜欢活在地狱的处境当中，也没有人愿意有一副魔鬼的尊容。所以雨果塑造了卞福汝主教这样一个圣贤般的人物，正因为有这种仁慈、善良、博爱的人物的存在，才有可能让一时失足的冉阿让变成悔过自新、灵魂重生的马德兰，也正因为人世间多了一个马德兰这样的仁慈、善良、博爱的人，才有可能让冷酷无情、公事公办的沙威在最后时刻从法治的严酷转向德治的温度。这种转变让我们相信：道德的感化远比法治的严酷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人心的向背；也只有道德的感化才能让悲惨世界变成良知世界。
庆幸的是，我们不是活在故事里，我们活在现实中，我们有真实的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这些圣贤的谆谆教诲与仁爱大义始终回荡在时代的长河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于什么？在于文化的复兴，在于回归大道。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返璞归真，归根复命，从法治一步步回归到礼治，从礼治一步步回归到仁治，当每一个炎黄子孙都知道怎么样规范自己、要求自己、管好自己，都能尊道贵德，凭良心做事，凭良心为人，我们的复兴之路就算成功了，因为普天之下都可以无为而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