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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皮浪·科西加和安娜·奥本海默知道自己的天命吗？知道。既然知道，为什么他们还感到孤独呢？
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一书中，爱因斯坦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亲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
也就是说，有时和人群保持一定的距离，和世俗保持一定的界限，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只有这样一个有清明的理性的人才能理性地活着，也只有这样“千里马”才能保持它的天性，自由自在地在广袤的大地上驰骋且踏霜雪。如果保持孤独是一种必要的手段，那么忍受孤独就是一种必然的行为。而这就是皮浪·科西加与安娜·奥本海默感受到的那种孤独。
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孤独和一个人只是悲凉地、凄怆地、无可奈何地感受着孤独对生命质量的侵蚀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境界。前一种境界蕴涵着道德的修养与精神的升华，而后一种其实根本谈不上境界，只是碌碌无为与随波逐流之人不得不忍受的一种现实的生存状态。现实其实不是某些人的现实，现实是所有人的现实；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能达到某种至高无上的人生境界。因为很多人很难避免流于俗，在强大的、无形的意识形态下，生存在人世间的所有人的思想与认知都被其左右与控制，这绝对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意识形态不尽然是错的，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让人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普世的价值观、普世的认知、普世的共识像枷锁一样束缚着人的思想、判断与行为。人一出生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动物园里，这个概念在以自然生态环境为生存基础的原始社会——比如狩猎-采集社会——并不能成立，因为那时人们都是以天为被、以地为床，以天地之间自然生长的动、植物为食，基本没有创造的概念，人脑还没那么发达，人没有统治与权利的概念，更没有服从与奴役的概念。但在文明程度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领袖与城邦概念，从农业文明演进到工业文明，再从工业文明演进到科技文明，人生活在动物园的这种说法就显得并不荒谬了。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言论。这也是我们一再强调的：人是无法脱离开环境而独立存在的。这种环境既指的是社会环境，也指的是政治环境。而这种不能摆脱的环境就是使人显得不自由的基础。人追求自由，其实足以证明人的不自由。如果人是自由的，根本就谈不上“追求”一说。你越是渴望的东西，证明你越没有。
然而，人就是执着地要追求自由，追求独立，追求清醒，人在追求的过程中感觉到了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洁的精神品质。其实，没有好的意识形态，没有以人为本、爱民如子、良性发展、长远规划、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也就是说政治大环境不清明，个人的行为的高洁于事无补，屈原的结局就是最好的注解。而有好的意识形态，有以人为本、上下齐心、良性发展、崇尚奋斗与节俭的治国理政思想，每个人都无需独清与独醒，我们更不需要什么高风亮节的仁人志士的引领，我们每一个热爱国家、关爱他人的普通民众只需要团结一致、众志成城、苦练内功、共谋发展就能走出一条灿烂辉煌的康庄大道。
爱让孤独无处遁形。这种爱既是家国情怀之爱，也是同胞友邻之爱，更是亲情之爱与夫妻之爱。爱他人就像爱自己，为他人着想就像为自己着想。这不是不切实际的理想，这是孔子的仁政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