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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设备科后的这段时间，谢军的心情舒畅了许多，虽然他还不明白，在工厂工作的意义在哪里，应该做好哪些本职工作，他依然凭借着在学校里的生活习惯，一有时间便抱着书本看，在整洁干净的办公室里，在铺着玻璃板的办公桌前，一边啜茶一边看书，在少有人打扰的时候，他常常很容易进入到书中的世界，那是一种久违了的快乐，谢军每天上班都抱着这种“享受”的心理。但他全然忘记了，工作不是为了这种享受，单位给你工作机会，给你发工资，是为了要你付出应有的责任和义务。那时他应该尽快走出“自我”的意识，起码在工作时间要有个工作的样子，而不是一味地沉浸在自我的小圈子里不出来。那时的谢军犯了刚刚走出校园的学生的通病，那在旁观者是瞧得清楚的，而只是他自己看不清楚，这个通病即是“眼高手低”，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大事干不来，小事不乐意干！就是写篇像模像样的稿子怕都不容易的时候，竟然还幻想着干“编辑”的活儿。其时，谢军是没有这种意识的，但他知道，他的知识和能力还不够，他要读书，多读书、读好书，有时间就写作，不论写什么，日记、札记、散文、诗歌，那时他感觉到了人生迷茫，于是他的笔下便是迷茫的，但其中不乏和命运抗争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又促使他从读书、习作的角度去努力，可以说那时的谢军是迷茫而奋发的，只是他的那颗心尚不能安静下来。实际上，在走出校园之后，谢军没有了方向，而他自认为的那个出版社编辑的方向，在当时谢军来说，是不足以完成的。他缺少了替补选项，就是在一个目标不成之后，还有没有另外的追求，那时的谢军是没有这个替补选项的，加之工厂的环境令他心中失望，他似乎不了解工厂存在的意义，是满足社会需要，在此基础上创造效益，这些在初出校园的谢军的头脑中，是少有意识的，于是他的犹豫彷徨也就再有难免了。
到那时为止，谢军没发表过什么像样的作品，却幻想着尽快写一部来发表，从而证明自己是有这个能力的。然而，尽管他不分场合地看书，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到读书、写作上，奈何习作与发表作品是两回事，习作需要一个积累与累积的过程，之后有一天，你才会发现，你的作品真是大有进步。在没有任何规划，与起步较低，而却仅凭着一股激情来写作长篇（小说），那结果常常是不禁如人意的。另外，厂里既然同意你进厂，又在按时给你发工资，你须想着为它做点什么，一天就这么闲着，任谁都会看不过去的，这是那时的谢军所没有想到的，如果意识到这一点，他或许拿出部分精力来，虚心向周围人请教，尽快进入到工作状态。他总以为从校园来到这样的工厂是被“命运”捉弄了，他没有看到，那对面桌坐着的熊春雷，在积极地思考、工作，在努力地学习，他不是红庙附近的经济学院读经济学方面的专科嘛？据熊春雷自己说，在这个大专读完之后，他还要修一个“本科”，而本科之后，他想大致在学历方面的学习也就差不多了，他要把更多精力用在工作上，用在管理上，放在知识出效益上，这便是谢军的榜样，然而谢军却一心在自己的得失上，以为命运在捉弄自己。这种巨大的反差源自于自身的目光短浅和阅历不足，然而当时的谢军是不知道自己有这些方面的缺失的。
设备科办公室谢军要做的工作不多，因此他才有时间来看书，而对面坐着的副科长熊春雷作为师兄，对谢军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以为刚毕业的学生大致都这样，于是谢军便有了一段很舒适的“新工作”。不过，办公室终究不是自习室，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女职工们进得门来，大都自觉地齐刷刷地背着手靠在暖气片上，在谢军看来，那是一幅很美的图画，这时如果她们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瞧着窗外、寻找着天空，那神情要么饱含了幸福，要么似在憧憬着幸福，母性的甜蜜与严肃在这些并不悦目的人身上体现出来，自会给人一种恬静和力量，这就坤卦中所展示的包容与爱的力量。这时，谢军的眼光会不自觉地注视她们，像在欣赏一幅圣洁的画一样，他甚至被她们所感染，心中有一种对于母性庄严的崇敬。不过，这样的画一般的图片景象确也不多，而且很短暂，中间会有一种禁不住“说话”的诱惑而同旁人热络地聊了起来。
这里的女性聊天同她们逛商店一样，总是没个完没个够，商店里自有一些物品吸引着她们，她们会一一看过。她们逛商店有时是由于本能的需要，在她们心中有许多需要关心的人，比如爱人和孩子，或是其他的亲朋好友，因此女性的逛商场是本能与客观需要的结合，至少她们自己是这么以为的。对于新开的大商场，她们是一定不会放过的，比如京东县城开了一家名为“银地大厦”的商场，她们常常会找借口，在上班时间跟随唐亮的双排座小货车去那里一饱眼福，或许还会买点什么回来，新的大型的现代化的有多部滚梯的商场，令她们逛起来有使不完的力气，她们要一层一层的逛，一层一层的欣赏，“新奇”那时成了她们心中的主旋律，她们需要专注地体验，然后再将体验所发出的感想传达给同伴。对于逛商场买来的东西，她们多半是相互欣赏的，很少有说别人买的东西不好之类的扫兴的言语，如果有也须在背后说。仓库的一位沈姓大姐背靠着暖气片笑言道，“前天我逛了一趟（王府井）百货大楼，正赶上一批抢手货。您说如今这人都邪了，多贵的东西都有人敢买，那些外地口音比本地人还大方，价儿都不问就让开票。我瞧上了一件（衣裳），直到付钱时我才知道，两百五！什么，还不贵？不过人家售货员侍候你半天，这票也开了，我这穿着也合适，主要是旁边人多，不好意思说‘太贵，我不买了！’那多没面儿啊！得，一咬牙一跺脚，为咱自己，我也大方一回，这不就买了这件！”
女人的谈话中如果不出现“商场”或购物的话题，那是很少有的，而两个女人凑到一起，不聊天也是不多见的。办公室中虽只刘淑文一个女性，可每来一位女人，大姐刘淑文常常变得神采奕奕，四十几岁的人，黑黑的眸子里闪出了亮光，还装满了笑意，她听那位三十几岁的同性在讲着幸福逛商场的经历，后来笑容消失了，眉宇之间也带上愁容，讪讪地嘟哝道，“明年我就四十五了，按照公司的规定，我就要‘厂内退休’了；我一走，这里便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退休，是刘淑文常和别人提及的商场购物以外的话题，那仿佛是萦绕在她心间的挥之不去的薄云。在那个时代做工人也不容易，特别是女性，四十岁以前要结婚生子，接下来是带孩子照顾家庭；四十岁以后，孩子大了，可以少操些心了，可是没完，她一方面还要操持家庭，为家庭操劳，另一方面还有同丈夫一道为家庭而奔波。一般说来，四十到五十这十年，是中国女性的黄金年龄，她们的工作经验及耐性已经被生活磨练了出来，而在谢军到厂的1990年代中早期，厂内退休（女职工四十五岁，男职工五十岁）并非暗潮涌动，而真刀真枪地实行了，像刘淑文一样的女职工在到年龄后，就要退休回家了，当然厂里会给一定的厂内退休费，直到正式办理退休为止，然而，这点钱或许够她们一个人的生活费，然而孩子呢，家庭呢？那时的国企职工下岗潮同国企被MBO（管理层收购）相互叠加，让许多职工失去了工作，纷纷加入到下岗职工的行列。他们或将重新步入社会，开始新一轮谋生生活。
